新时代中国海洋战略与国际海洋秩序(5)
第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洋秩序话语体系的建构者是中国。权力既然跟话语有关,亦即权力是话语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实力雄厚、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话语的建构方面起着绝对性的影响,在古典时代国家实力悬殊巨大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费正清指出,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本体,拥有辽阔的幅员,长期在一个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注][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中国地理位置优越,处在东亚的中心而非边缘,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并一直延续,长时间生产力发达,整个社会繁荣昌盛。实力强大的中国在东亚有很高的威望,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渴望同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在同它们的交流过程中,中国的制度、文化和观念很自然的体现在互动过程中并占据优势,使得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体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即东亚朝贡体系,或者称为“华夷体系”,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者是中国,中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二,中国设置并主导了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话语议题,即政治外交关系,其核心即是“礼”。中国对各国来朝贡的人数、规模、船数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到各国册封时同样如此。在“天下观”的理念之下,朝贡制度在经济上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但却有着较为严格的政治和外交上的礼仪制度,清楚地表明尊卑主从关系,贡使必须对皇帝行使跪拜礼,即使贡使是国王也是如此,但中国皇帝无需回礼。因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等人指出,朝贡制度的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注][美] 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 吴莉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第三,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话语体系,为当时的东亚和东南亚各朝贡国所接受,具有合法性。近代以前的中国,不仅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超强的军事实力,也有先进的文化,即费正清所说的古代中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并非仅仅因为物力超群,更在于其文化的先进性”。[注]J. K. Fairban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TheFarEasternQuarterly,Vol.1,No.2,1942,p.130.朝贡国在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自然会被强大的中国所吸引,不自觉地模仿中国、学习中国,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了从中国文明借来的东西,如朝鲜文明、日本文明、越南文明等。汤因比称它们为中国的卫星文明。[注][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对这些朝贡国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注]王存刚、刘涵:《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145—155页。因此,它们会接受并认同朝贡制度。巴里·布赞等人也指出,在松散的等级制的国际体系中,“由于帝国得到广泛承认,并且能够提供有益的服务(贸易、安全、和平),其他单位很可能欣然攀附于一个新兴帝国,接受附庸身份,而不会因赞成独立而始终与帝国抗争”。[注][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页。历史事实是,在东亚很自然形成的朝贡体系中,并没有出现中国以外的其他帝国来代替中国,中华帝国始终是体系的中心,这种情况一致延续到19世纪中期以后。
三、西方国家牢牢掌控了近代以来全球性的国际海洋秩序
1500年前后出现的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这个时候起,世界各地区、各文明、各民族,由海洋把它们连接起来,并把它们纳入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在随后的若干世纪,全球性的海洋贸易秩序逐渐形成。从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来看,西方国家通过或借助在海上的两种最主要的行为(贸易和战争),以绝对的实力掌握了制海权,主导了全球性的国际海洋秩序,形成了很多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国际海洋规则,毫无疑问地主导了国际海洋话语权。
(一)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实力对比上,西方国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文章来源:《海洋工程》 网址: http://www.hygczz.cn/qikandaodu/2021/0423/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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