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海洋战略与国际海洋秩序(4)
(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古代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海洋秩序的核心
海洋领域的规则建构,如同国际社会任何领域的规则制定一样,本质上取决于当时各国力量之间的对比。近代以前,中国长期居于亚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对在本地各国借助海洋的交往,制定一系列的规则、程序,或者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以规范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被统称为朝贡制度(the tributary system)——这是古代(延伸至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最基本的国际秩序,它规定了近代以前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基本的海洋秩序。
第一,朝贡制度之下中国与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政治外交秩序——宗主国(中国)与藩属国的政治等级秩序。从汉代至清末,在这种朝贡的传统外交体系之下,中国给予朝贡国首领册封和赏赐,而后者亲自或者派遣贡使来华,通过对中国皇帝跪拜朝见和进献贡品等仪式来形成双方的等级制关系。[注]J. K. Fairbank and S. Y. Tê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 6,No. 2,1941,朝贡起源于先秦之前,到了汉代,它逐渐推广到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中心(核心)——外围(边缘)”模式,即中国是该体系的中心,周边民族和周边国家须定期朝贡。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及至隋唐,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甚至南亚等国纷纷借海路或者陆路来朝。明初,朝贡制度达到鼎盛时期,并为后来的清代所继承。
第二,朝贡制度之下东亚以及东南亚的经济秩序——朝贡贸易。朝贡贸易,即在朝贡体制之下实行以“怀柔远人”为目的,并以“厚往薄来”为原则,不计成本利润地实行中外礼品及其他物品的交换,通过牺牲经济利益,加强中外政治经济联系,换取“万国来朝,四夷咸服”的政治成果,从而维护“天朝上国”的政治威望。[注]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2页。因此,秦汉时期的朝贡贸易,重政治、重礼仪而轻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后,陆上丝绸之路式微,通过海路对外贸易则日益隆盛。此时,市舶贸易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主流。宋元两代,是中国海外贸易最为繁荣的时期。及至明代,既实行海禁,限制民间贸易,又通过郑和下西洋,大力推行朝贡关系和国际贸易的双重目的,从而开创了郑和时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朝贡——贸易关系的网络,这种双重外交和外贸网络在15世纪初及以后的长期延续仍然将中国和印度洋地区带入了程度空前的互动关系,并为后来地理大发现、早期中西交往以及近代世界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注][加]陈忠平:《走向全球性网络革命:郑和下西洋及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朝贡——贸易关系》,载陈忠平主编:《走向多元文化的全球史:郑和下西洋(1405—1433)及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2—72页。
第三,朝贡制度之下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军事关系——中国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和平海洋秩序的维护者。这种军事上的关系并不是朝贡体系的核心内容。秦汉以来,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海军实力虽然无可匹敌,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较少使用海军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工具,中国的军事力量主要以温和的威慑形式维护本地区的国际秩序。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郑和下西洋,中国海外的交往始终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明初海军实力强大,但郑和下西洋时从未主动发起或介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即使郑和船队“军事介入各地的纷争,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试图创造出明朝所设想的国际秩序”,[注][日] 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盈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那也不过是郑和船队在偶发或突发事件,临时充当了保护者、调停者、斡旋者或者仲裁者的角色——这些角色也为朝贡方所接受,并非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这些军事的胜利稳定了这些朝贡国的政局,促使它们与明朝保持更加密切的朝贡——贸易关系。[注]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66页。
(三)朝贡制度下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话语体系的建构
在国家的战略互动过程中,体现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固然是基础,但是,国家文化价值观、道德责任感等所体现出来的吸引力也非常重要——前者被称为硬实力,而后者被称为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话语( discourse) 是人类运用语言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与思维的产物,[注]刘丽芬、黄忠廉:《“语言”“言语”“话语”三分》,《中国科技术语》2008年第5期,第28—32页。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9页。因此,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有一整套知识话语,通过自身实力的推行,以产生某种权力关系(议题或制度设计),获得周边国家的认可,这就是朝贡体制下的话语体系。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文章来源:《海洋工程》 网址: http://www.hygczz.cn/qikandaodu/2021/0423/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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